-----評龍應台的文章
城市文化---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城市文化---五十年來家國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及對「龍文」的批評文章。王振義老師看了也忍不住寫下對「龍文」的法和批評。
佩迪2003-07-18 發言
這是最近在網路上廣為流傳的文章。
文中討論到台灣文化的問題,也提到當前社會政經現象
有些朋友對此文有很多的批評(稍後將轉貼)
在此貼出來,也歡迎大家一起來討論∼
文章閱讀請直接連結：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Coffee/0,3406,3+1105130103+0+news,00.html
(全文共四頁)
王振義2003-07-25也談龍應台的文章——政治篇
「佩迪」轉載了龍應台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篇文章。聽說這兩篇文章叫座又流傳廣，所以我也隨俗的仔細讀它。我覺得龍應台對台灣文化的失序和發展困境，有深切的觀察和批評。
但是他對九十年代後登場的李登輝和陳水扁的批評，則嫌粗糙而欠公允。
今天就先談「龍文」的政治批評問題。至於我覺得更有意味的台灣文化評論問題，容後再作討論。
＊＊＊＊＊＊＊＊＊＊＊＊＊＊＊＊＊
我本人對陳水扁總統執政後的表現，也嘗作了一些嚴厲的批評。但是我批評，大致針對陳水扁執政的思想態度和立場而發，例如批評他缺乏主見而搖擺不定、缺乏理想而傾向與現實妥協、以及缺乏主體性考量的中國政策等等論題。我的批評角度是以「台灣人」及「維護台灣主體性」的立場出發，這樣的立場，對執政者面臨的困難，必然有一些「同情的瞭解」，盡量不批評那些老蔣時代遺留下來、一時難以改變的混沌現象。明白的說，台灣很多混沌問題都是需要長時間的矯治才能發揮作用的，執政者應該發揮「風行草上」的影響力：社會污濁所以需要清流；社會發展缺乏理想目標，所以需要有理想又敢執著理想的領袖；台灣面臨嚴重的國家認同危機，所以決策者更需要捍衛國家的主體性；……唯為這樣，才能逐漸的產生作用，慢慢改變台灣社會的體質。如果執政者以混沌的態度來處理混沌的問題、治理混沌的國家，那麼台灣將永無希望。
龍應台的立場顯然不同，幾乎一股腦的把台灣文化的「精神分裂現象」、台灣國際人格的曖昧、外交上的困頓、社會的污濁等等問題責任，全然的倒在九十年代開始執政的李登輝、陳水扁身上。事實上台灣（記得龍應台十幾年前的「野火集」稱呼台灣為「我患梅毒的母親」）全身的病痛，大部分都是中國國民黨蔣介石開始製造、遺留下來的惡果，這樣批評李登輝和陳水扁公允嗎？得體嗎？
例如他批評李登輝說：
「一副偽善牧師的嘴臉，嘴裡喊著民主與革新，手上做的卻是金錢與權位的交媾，復仇與奪權的鬥爭。」
其實任何人都瞭解，掛民主的招牌而行賣專制極權之實的是蔣介石，李登輝做的是不折不扣、劃時代的民主自由化。是蔣介石「偽善」，龍應台為他們「偽飾」？還是李登輝「偽善」，不是很清楚嗎？
中國國民黨的蔣介石，從中國到台灣，數十年如一日的與財團，甚至黑道互相勾結而漁肉天下，這也是任人些知的事實。龍應台反而批評李登輝「金錢與權位交媾」，要批評，總得羅列真憑實據吧？難不成龍應台也屬「潑婦罵街」者流？
至於說李登輝「復仇與奪權的鬥爭」，到底李先生「復」了甚麼「仇」？「奪」了甚麼「權」？龍應台卻照樣不能說清楚。大家都很清楚，李登輝執政期間，從未做流血鬥爭的事。龍應台所說「復仇與奪權的鬥爭」，我想可能是指，李先生為實行「本土化」，不得不「清君側」，對「泛中國派」做「清倉大拍賣」的作為而言。龍應台果真的如所言「本土化是必須的」，那麼清除「泛中國派」的作為，不是該和我一樣的拍手高呼「萬歲」嗎？說甚麼「復仇與奪權的鬥爭」！
此外，龍應台用極具煽情性的用語：「五十年不曾見過的更是執政者的清晰面目」，然後作奇怪的「比較」，不得不讓人懷疑她的居心：
「五十年不曾見過的更是執政者的清晰面目。戒嚴時代，統治者給我們看的是正氣凜然、威嚴莊重的面目；恐怖的迫害、權力的橫行，都在國家神話的幕後進行，我們看不見。」
然後對比的說：
「解嚴之後的國民黨——我們畢竟聰明了一點——讓我們看見的是一副偽善牧師的嘴臉，嘴裡喊著民主與革新，手上做的卻是金錢與權位的交媾，復仇與奪權的鬥爭。跨進二十一世紀，我們心中又有憧憬；或許前面的人不善待這片土地是因為他們不把這裡當家，於是我們讓一個在鄉下長大的孩子『當家』，讓一個曾經看起來有道德勇氣反抗強權的政黨來執政。然而三年了，我們看見的，竟然仍是金錢與權位的交媾、復仇與奪權的鬥爭，唯一的不同是，從前或莊嚴或偽善的面具悍然卸下，權力的野蠻赤裸裸地攤開在陽光下，在我們的眼睛前，進行。政治人物面孔的醜陋，我們五十年來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見。…..」
這樣的羅列對比和用詞遣字，是不是要暗示讀者認為：兩蔣時代藉由「神話」偽裝的「正氣凜然、威嚴莊重」面目，從事「看不見」「恐怖的迫害、權力的橫行」，比「看得見」的「金錢與權位的交媾、復仇與奪權的鬥爭（這點指控前面已點出不可信）」更神聖或或更正當？——龍應台是否有意想如此誤導讀者作如此認知？果如其然，則不僅宅心有問題，就故意醜詆本土政權的立意言，龍應台還可能甘為連、宋的馬前卒，進行政治鬥爭而不論是非，失去知識分子起碼的風範。
龍應台的語言脈絡和用詞淺字，顯然要訴諸人性的「下賤」面：碰到威權的領袖，因為動不動就「抓出去槍斃」或「唱綠島小夜曲去」，所以人人都好乖，好尊重「偉大的領袖」----此所以龍應台說「統治者給我們看的是正氣凜然、威嚴莊重的面目」的原因，雖然接著他說「恐怖的迫害、權力的橫行，都在國家神話的幕後進行，我們看不見」，但是以他醜詆陳水扁「文化人不願向元首起立致敬」對比，其訴求的重點無疑在領袖需有「正氣凜然、威嚴莊重」。高調威權的領袖，醜化民主平等的總統，這才是龍應台的居心吧！
＊＊＊＊＊＊＊＊＊＊＊＊＊＊＊＊＊＊＊＊＊＊
看龍應台這樣的文章，我心中有很多聯想。
第一個想到的是七十年代的一個女老師同事。在蔣經國啟用台灣人謝東閔任副總統時，一個女老師同事以不屑的口氣對我說：「謝東閔當副總統，你們台灣人快翻身啦」。我當時還年輕比較有修養，忍住沒有罵她三字經。
龍應台說：
「這三年中，我在公開場合上見到現任總統三次，都是上百、上千個文化人出席的重大場合。每一次他走進來，絕大多數的人都照樣坐著，沒有幾個人起立表示尊敬。他尷尬地走到第一排，尷尬地坐下。」
對這段文字，自然令我想到上面說的那位「女老師同事」，然後拿龍應台和她比較。
接著想到的是英國女皇，。聽說她常提菜藍上市場買菜，並與碰到的家庭主婦閒話家常。
接著對比的想到李登輝，在巡視921震災時，遭一個婦人辱罵；在台北縣巡視時，遭一個「台灣中國人」潑墨水。想必李登輝初任總統後，也會遭逢不少「趾高氣揚的中國人」輕視、侮辱吧？
接著想到小時候的一位學長，有一天看完報紙後，頗有哲學意味的說：「蔣總統好像不曾大便和洗澡」。問他為什麼，他回說：「報紙天天登蔣總統的瑣事，唯獨不曾登他大便和洗澡的消息呀！」
龍應台的文章，不是要令人打亂甚麼是民主、自由、平等的意涵嗎？
有一則笑話。一個美國人和蘇聯人一起比民主。
美國人說，「美國人可以自由的站在白宮前面臭罵甘乃迪混蛋」；
蘇聯人笑哈哈的說：「我們也有相同的自由，任何人都可站在克里姆林宮前，罵罵甘乃迪混蛋」。
龍應台好像比較像那個蘇聯人吧？
＊＊＊＊＊＊＊＊＊＊＊＊＊＊＊＊＊＊＊＊＊
龍應台說陳水扁執政三年後：
「短短的三年，驕傲，變成焦慮。全民工作福祉指數降到十四年來最低。」
「短短的三年，欣喜，變成沈重。」
這說法應該很真實。至少我差不多是這樣「欣喜，變成沈重」，「驕傲，變成焦慮」。何以如此？固然與陳水扁個人的能力和人格特質有關，但之所以暴露他的治國短絀，主要問題還在台灣內部的國家認同危機和台灣外在的國際人格危機使然，這問題終究是從老蔣殖民統治台灣，「漢賊不兩立」、「一個中國」的政策，長久累積下來的爛攤子使然。------問題核心是，龍應台和龍應台文中所提的「濟濟文化人」，到底認同台灣這個國家沒有啊？
王振義2003-08-01再談龍應台的文章--文化篇
龍應台的文章，把政治和文化評論混為一談，因此我把他文章中的政治評論和與文化批評分開說。
龍應台的台灣文化評論，確實點到台灣文化發展的某些盲點，值得喝彩，因此本文把他的看法做精要的簡述。不過，龍應台的意圖大概是，以文化的批評來包裝、強化他政治批評的「偏向訴求」，所以很奇怪的，在說出文化的「理路」之後，總會說些政治問題上的「混話」。
綜觀龍應台的文化批評，約可歸納為兩個著眼點。一是文化傳統的意義，二是台灣的文化傳統是甚麼＼「去中國化」的不當。
一、文化傳統的意義
龍文認為「傳統不是懷舊的情緒，傳統是生存的必要」，說：
『傳統的「氣質氛圍」，並不是一種膚淺的懷舊情懷。當人的成就像氫氣球一樣向不可知的無限的高空飛展，傳統就是綁著氫氣球的那根粗繩，緊連著土地。它使你仍舊樸實地面對生老病死，它使你仍舊與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腳仍舊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得到樹幹，你的眼睛可以為一首古詩流淚，你的心靈可以和兩千年前的作者對話。
『先進國家的「現代化」是手段，保護傳統是目的。譬如在環境生態上所做的鉅額投資與研發，其實不過是想重新得回最傳統最單純的「小橋流水人家」罷了。大資本、高科技、研究與發展，最終的目的不是飄向無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語言、文化，自己的歷史、信仰，自己的泥土。』
這些話，的確說得很好。
二、台灣的文化傳統是甚麼＼「去中國化」的不當
『台灣必須「本土化」，是我們天經地義的權利。
『中共不等於中國，「本土化」不等於「去中國化」。
『是把歌仔戲中的劇目——陳三五娘、目蓮救母、中山狼、狸貓換太子……全部去掉嗎？是把媽祖信仰——宋朝的林默娘去掉嗎？是把龍山寺裡的朱熹和華陀去掉嗎？是把唐詩宋詞三字經去掉嗎？是把草藥針灸去掉，把太極拳禪宗去掉，把舞龍舞獅去掉，把祭祀、掃墓、春節中秋去掉嗎？是把門楣上的「潁川」、「隴西」刻字去掉嗎？是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孔子思想去掉嗎？是把端午節的屈原和白素貞去掉嗎？是把故宮裡的世界珍寶去掉嗎？是把福建來的閩南語去掉嗎？是把漢字書寫去掉嗎？這些都「去」掉以後，我們還有什麼呢？
『國民黨令我們反感，共產黨使我們厭惡，但是，國民黨加上共產黨並不等於中國。兩個黨不到百年，中國卻有五千年的歷史。
『台灣是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中國文化是台灣的珍貴資產。
『那深邃綿密的文化與歷史，並不只屬於中國，它也屬於我們。是的，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就比如心臟是人體的一部份一樣。我們不但不應該談「去中國化」——因為去了心臟還有自我嗎——我們還應該與中國爭文化的主權，應該理直氣壯地對中國、對全世界說，真正的中國文化在台灣；中國傳統文化再造的唯一可能，在台灣；漢語文化的現代「文藝復興」最有潛力發生的地方，在台灣。
『誰說爭取國家認同必需消滅文化認同？瑞士是個徹底獨立的國家，但它的德語人口並不因為歌德、貝多芬、托馬斯曼是「德國人」而不去擁抱。
『我們可以反對中共，可以拒絕中國，但是中國文化，或者說漢語文化，對不起，那可不專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它也是我們安身立命之所依。而且，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文化的破壞紀錄來看，我們可以大聲地說，台灣就是今天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
我知道龍應台這樣的「文化見解」，很多主張「台灣主體、獨立」的人，恐怕很難認同。不過，就文化發展的原理言，我們不得不承認台灣文化的根底是中國文化（或說漢文化）的事實，否認台灣文化的根底，台灣文化根本就無從發展（這問題後面的文章再說）。龍應台確實說的是文化的「理」。
不過，我特別要嚴正的指出，龍應台談文化之理後，又做了不當的政治指涉，而且明顯的違背常理，這也就是我覺得龍應台別有政治意圖的原因。問題在於，他把文化上的「去中國化」，與政治上的「去中國化」混為一談：
『中共的蠻橫與霸道激起我們的憤怒與恐懼，這憤怒與恐懼又因我們的政客操弄而加劇，使我們「抓狂」，「去中國化」的低智邏輯於焉而起。
『我們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賣台」、「台奸」的指控成為嗜血的鞭子。「愛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取代了「有沒有能力」、「是不是專業」。不用腦思考，我們用血思考。文化的法西斯傾向，非但不被唾棄，還被鼓勵；部落式的族群主義，非但不被開導，還被強調。
『唯一的策略是擴大加強中國的「妖魔化」；因為中國越是妖魔，越可以在島內製造大量的「同仇敵慨」，「同仇敵慨」』
大家都明白，當前的中國共產黨無所不用其極的想消滅台灣，「在政治上」台灣惟有繼續挺立，台灣才可能如龍應台自己所說的「與中國爭文化的主權，應該理直氣壯地對中國、對全世界說，真正的中國文化在台灣」。問題是，台灣如果被中國消滅了，還談甚麼台灣文化？龍應台難道不懂這層粗淺的道理？竟然「矛盾」的把防備中共的統戰技倆，說成是「政客操弄」、「低智邏輯」、「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把強調台灣主體性的「愛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的忠奸之辨，當作不重要的事；對違背台灣主體性的「賣台」、「台奸」的指控，說成是「嗜血的鞭子」；把厭惡中共醜惡面目的「同仇敵慨」，說是把中共「妖魔化」；………又無端冒出「文化的法西斯傾向」（？）、「部落式的族群主義」（？）這類煽情式的用語。
龍應台寫這樣的文章，目的到底是要「矛」或者是要「盾」？？不是很值得懷疑的嗎！
轉載：城市文化---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1〉 龍應台(92.06.13)
台灣的內向性
一位居龍頭地位的電子企業家告訴我，一九六八年，他曾經陪同他的美國的企業總裁來台灣考察，思索是否要把他們第一個亞洲分廠設在台北。考察結果卻是把分廠設到新加坡去。原因？當時的台北顯得很閉塞，對國際的情況很生疏，普遍的英語能力也差。換言之，國際化的程度太低。
二○○二年，孤星出版社（Lonely Planet）出版了專門介紹台灣的英語版旅遊書。作者用功不深，對台北市的新發展似乎沒什麼概念，但是整體印像他是有的。台北，他寫著，是亞洲最難接近的城市之一。意思是說，台北顯得閉塞，與國際不太接軌，英語能力也差，以至於，國際的旅遊者很難在這個城市裡悠遊自在。
三十五年過去了，台灣還是一個閉塞、國際化不足的地方？
是的。有經驗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台灣的內向性。中正機場裡外國旅客非常少。首都的英語街道標示一團混亂。報紙的國際新聞五分鐘就可以讀完，有線電視的新聞報導更像是一種全國集體懲罰：小孩吞下釘子的報導時間十倍於伊索匹亞百萬人餓死的消息，南投的一隻狗吃檳榔的鏡頭比阿根廷的總統大選更重要。八國領袖舉行高峰會議，示威者的裸體大大地刊出，但是示威者究竟為了什麼理念而示威？不置一詞。一天二十四小時，這個國家的人民被強灌影像，政客的嘴臉、口沫、權力鬥爭的舉手投足，鉅細靡遺地注入，就像記憶晶片植入動物體內一樣。國際間所重視的問題──戰爭、生態、貧窮、飢餓、新思潮的出現、舊秩序的突變、大危機的潛伏等等，在這裡，彷彿都不存在。
不對呀，你辯駁，台北是很國際化的。Star bucks咖啡館的密度居世界第一，二十四小時便利商店佔據每一個街角。最流行的嘻哈音樂和服飾到處可見，好萊塢的電影最早上市。生活的韻律也與國際同步：二月十四日買花過情人節，十月底戴上面具參加「萬聖節」變裝遊行，十一月有人吃火雞過感恩節，十二月市府廣場上萬人空巷載歌載舞慶祝耶誕節；年底，則總統府都出動了，放煙火、開香檳，倒數時，親吻你身邊的人。
民選的新政府甚至要求政府公文要有英文版，公務員要考英文，全民學英語，而最後的目標則是：把英語變成正式的官方語言。
誰說台灣閉塞？
變得跟誰一樣？
究竟什麼叫「國際化」呢？
如果說，「現代化」指的是，在傳統的文化土壤上引進新的耕法──民主制度、科學精神、工業技術等等，從而發展出一種新的共處哲學與生活模式。如果說，「全球化」指的是，隨著科技與經濟的跨越國界，深層的文化體系，始料所未及地，也衝破了國家與民族的傳統界線。原來沿著那條線而形成的千年傳統── 種種律法、信仰、道德、價值，面對「全球化」，不得不重新尋找定義。「現代化」是很多開發中國家追求的目標；「全球化」是一個正在急速發生的現實，在這個現實中，已開發國家盤算如何利用自己的優勢，開發中國家在趁勢而起的同時暗暗憂慮「自己不見了」的危險。
那麼，「國際化」是什麼呢？按照字義，就是使自己變得跟「國際」一樣，可是，誰是「國際」呢？變得跟誰一樣呢？把英語變成官方語言，是要把台灣變成英國美國，還是印度菲律賓？還是香港新加坡？當執政者宣布要將別國的語言拿來作自己的官方語言時，他對於自己國家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之所趨，有沒有認真地思考過呢？
牧羊人穿過草原
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到歐洲；這是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先進國家的聚集處，我帶著滿腦子對「現代化」的想像而去。離開機場，車子沿著德法邊境行駛。一路上沒看見預期中的高科技、超現實的都市景觀，卻看見他田野依依，江山如畫。樹林與麥田盡處，就是村落。村落的紅瓦白牆起落有致，襯著教堂尖塔的沈靜。斜陽鐘聲，雞犬相聞。綿延數百里，竟然像中古世紀的圖片。
車子在一條鄉間小路停下。上百隻毛茸茸圓滾滾的羊，像下課的孩子一樣，推著擠著鬧著過路，然後從草原那頭，牧羊人出現了。他一臉鬍子，披著蓑衣，手執長杖，在羊群的簇擁中緩緩走近。夕陽把羊毛染成淡淡粉色，空氣流動著草汁的酸香。
我是震驚的；我以為會到處看見人的「現代」成就的驕傲展現，但是不斷撞見的，卻是貼近泥土的默不作聲的「傳統」。穿過濃綠的草原，這牧羊人緩緩向我走近，就像舊約聖經裡的牧羊人走近一個口渴的旅人。
爾後在歐洲的長期定居，只是不斷見證傳統的生生不息。生老病死的人間禮儀──什麼時辰唱什麼歌、用什麼顏色、送什麼花，對什麼人用什麼遣詞與用句，井井有條。春夏秋冬的生活韻律──暮冬的化妝遊行以驅鬼，初春的彩繪雞蛋以慶生，夏至的廣場歌舞以休憩，耶誕的莊嚴靜思以祈福。千年禮樂，不絕如縷，並不曾因「現代化」而消失或走樣。至於生活環境，不論是羅馬、巴黎還是柏林，為了一堵舊時城牆、一座破敗教堂、一條古樸老街，都可能花大成本，用高科技，不計得失地保存修復，為了保留傳統的氣質氛圍。
傳統的「氣質氛圍」，並不是一種膚淺的懷舊情懷。當人的成就像氫氣球一樣向不可知的無限的高空飛展，傳統就是綁著氫氣球的那根粗繩，緊連著土地。它使你仍舊樸實地面對生老病死，它使你仍舊與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腳仍舊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得到樹幹，你的眼睛可以為一首古詩流淚，你的心靈可以和兩千年前的作者對話。
傳統不是懷舊的情緒，傳統是生存的必要。
我發現，自己原來對「現代化」的預期是片面的。先進國家的「現代化」是手段，保護傳統是目的。譬如在環境生態上所做的鉅額投資與研發，其實不過是想重新得回最傳統最單純的「小橋流水人家」罷了。大資本、高科技、研究與發展，最終的目的不是飄向無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己的語言、文化，自己的歷史、信仰，自己的泥土。
文化的進退失據
於是我看見：越先進的國家，越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傳統；傳統保護得越好，對自己越有信心。越落後的國家，傳統的流失或支離破碎就越厲害，對自己的定位與前景越是手足無措，進退失據。
台灣的人民過西洋情人節但不知道Valentin e是什麼；化妝遊行又不清楚Carnival的意義何在；吃火雞大餐不明白要對誰感恩；耶誕狂歡又沒有任何宗教的反思。凡節慶都必定聯繫著宗教或文化歷史的淵源；將別人的節慶拿來過，有如把人家的祖宗牌位接來祭拜，卻不知為何祭拜、祭拜的是何人。節慶的熱鬧可以移植，節慶裡頭所蘊含的意義卻是移植不來的。節慶變成空洞的消費，而自己傳統中隨著季節流轉或感恩或驅鬼或內省或祈福的充滿意義的節慶則又棄之不顧。究竟要如何給生活賦予意義？說得出道理的人少，手足無措的人，多。
台灣的領導人要把英語變成官方語言，更是真正的不知所云。語言難道是一支死的木棍，伸手拿來就可以使？
語言不是木棍，語言是活生生的千年老樹，盤根錯節、深深紮根在文化和歷史的土壤中。移植語言，就是移植文化和歷史，移植價值和信念，兩者不可分。殖民者為了更改被殖民者的價值觀，統治的第一步就是讓被殖民者以殖民者的語言為語言。香港和新加坡就這樣成為英語的社會。嫻熟英語，通曉英語世界的價值觀與運作模式，固然使新加坡和香港這樣的地方容易與國際直接對話，但是他們可能也要付出代價，文化的代價。英語強勢，可能削弱了本土語言文化──譬如漢語或馬來語──的發展，而英語文化的厚度又不足以和紐約或倫敦相提並論，結果可能是兩邊落空，兩種文化土壤都可能因為不夠厚實而無法培養出參天大樹。
國際化，是知識
本國沒有英語人口，又不曾被英語強權殖民過，為什麼宣稱要將英語列為官方語言？把英語列為官方語言在文化上意味著什麼後果？為政者顯然未曾深思。進退失據，莫此為甚。
不是移值別人的節慶，不是移植別人的語言，那麼「國際化」是什麼？
它是一種知己知彼。知己，所以要決定什麼是自己安身立命、生死不渝的價值。知彼，所以有能力用別人聽得懂的語言、看得懂的文字、講得通的邏輯詞彙，去呈現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觀點、自己的典章禮樂。它不是把我變得跟別人一樣，而是用別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訴別人我的不一樣。所以「國際化」是要找到那個「別人能理解的方式」，是手段，不是目的。
找到「別人能理解的方式」需要知識。不知道非洲國家的殖民歷史，會以為「台灣人的悲哀」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不清楚國際對中國市場的反應，會永遠以政治的單一角度去思考中國問題。不瞭解國際的商業運作，會繼續把應該是「經濟前鋒」的台商當作「叛徒」看待。不瞭解美伊戰爭後的歐美角力，不瞭解聯合國的妥協政治，不瞭解俄羅斯的轉型，不瞭解開放後的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不瞭解全球化給國家主權和民族文化帶來的巨大挑戰……不瞭解國際，又如何奢談找到什麼對話的語言讓國際瞭解台灣呢？
越是先進的國家，對於國際的知識就越多。知識的掌握，幾乎等於國力的展示，因為知識，就是權力。知道越多，掌握越多。如果電視是一種文化指標，那麼台灣目前二十四小時播報國內新聞，把自己放大到鋪天蓋地的肚臍眼自我沈溺現象，不只是國家落後的象徵，已經是文化的變態。人們容許電視台徹底剝奪自己知的權利，保持自己對國際的淡漠無知，而同時又抱怨國際不瞭解台灣的處境，哀嘆自己是國際孤兒，不是很矛盾嗎？
Starbucks還是紫藤廬
我喜歡在Starbucks買咖啡。不見得因為它的咖啡特別好，而是因為，你還沒進去就熟悉它的一切了。你也許在耶路撒冷，也許在倫敦，在北京，或者香港，突然下起冷雨來，遠遠看見下一個街角閃著熟悉的燈，你就知道在那裡可以點一大杯拿鐵咖啡加一個bagel麵包，雖然這是一個陌生的城市。
「全球化」，就是使你「客舍似家家似寄」。
我更喜歡在紫藤廬喝茶，會朋友。茶香繚繞裡，有人安靜地回憶在這裡聚集過的一代又一代風流人物以及風流人物所創造出來的歷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劃下一個社會改造運動；紫藤花閒閒地開著，它不急，它太清楚這個城市的身世。
台北市有五十八家Starbucks，台北市只有一個紫藤廬。全世界有六千六百家Starbucks，全世界只有一個紫藤廬。
「國際化」不是讓Starbucks進來取代紫藤廬；「國際化」是把自己敞開，讓Starbucks進來，進來之後，又知道如何使紫藤廬的光澤更溫潤優美，知道如何讓別人認識紫藤廬──「我」──的不一樣。Starbucks越多，紫藤廬越重要。
（龍應台，作家，文化評論者，前台北市文化局局長。重要代表作品有《野火集》、《百年思索》等，目前專事寫作。電子郵件：lung213@ms77.hinet.net）
Copyright 2003 China Times Inc.
城市文化---五十年來家國 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上)〈2〉
龍應台(92.07.10)
——龍應台，請你放過台灣，你那種「傳統」只是你個人（寫作）「生存」的必要，請讓我們台灣繼續「閉塞」，維持「內向性」不變，這樣才不會跟「中國」一樣！如果沒有親中國媒體的搗蛋，我們就能用我們台灣的特色吸引國際的注意，得到國際間政治文化的認同，這才叫做台灣已國際化。
——台灣有根嗎？
漢人來了驅趕原住民
日本人來了壓榨大家
外省人來了又壓制本省人
民進黨來了反壓制外省人
無止無息地破壞得來不易的傳統
——一群來自世界各國的高中生夏令營，有一晚要表演各國傳統婚禮服飾。我就在想，台灣跟大陸會撞衫嗎？結果是大陸學生穿了傳統中國新娘服，而台灣學生穿了原住民的服飾，表演的是原住民的甩頭舞；那個當下，我愣住了……我對自己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的身份給搞糊塗了。
——國際化難道只是政府的事
還是政府反而是國際化最大的障礙
在十分明顯的民粹主義下
政府掌握了媒體的「議程」
將許多垃圾文化訊息強行置入行銷到我們的眼睛？
——我在學校教書
驚覺老師們的本土化速度比國際化速度更快
部分原因來自於對台灣化的高度支持甚至於對中國化的反感
我想
這更是我們國際化的危機來源之一
——我是一個在台灣土生土長／常住的外省人第二代。我的先生全家原是二二八以來自認有悲情因子的台南人，因為大陸開放，外商建廠大陸而前往他們認定殺豬拔毛假想敵的對岸上海；奇妙的是，敵意不再，國際視野大鳴大放，嚷著台灣太狹隘、太短淺，台灣的未來會被民進黨的教義給吞噬。
——您這篇文章道盡了身為台灣中堅份子心中長長的無奈。我們家不看新聞，孩子不補習，不管九年一貫，只管待人接物，只希望他們能獨立思考……如何自救呢？好像除了自保以外，什麼也沒得做了。以前我很反對移民，現在我努力賺錢找機會離開。台灣之大，卻沒有我容身之地的感覺。很無奈，很難過……
——朋友轉來您的文章，讀後鼻子發酸，只想找個沒人的地方，大喊幾聲。
——我在美國長大，為了文化認同而選擇回到台灣；沒有想到，我回到了一個文化模糊的地帶……在美國時我有很多韓國朋友，他們很團結，以自己的文化為榮，篤定地認為自己代表韓國的未來。這種自我意識在台灣的青年人身上就完全沒有。台灣，台灣是什麼呢？我不是美國人，不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那麼，我是什麼呢？
——拜讀您的文章，我有陣陣心酸湧上心頭，心酸於：我們為什麼會這樣？在朝者總是無力，眼明者總是在野。
——我七年級。當我開始發現這個島嶼的人們逐漸在走向一種瘋狂的同時，我暗自躲在書齋裡，啃食一本一本的書籍，最後了解到我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的智慧和價值觀也要被殺伐扭曲……我們這一代人已經不太鳥政治也不太鳥新聞更無意關心遠方的他鄉正在發生什麼。誰關心什麼文化傳承，誰關心什麼社會是否更好？您的文章寫得好沒話說，我們看了也深表同意卻也深表遺憾——我們幾乎都未嘗試就直接選擇放棄了。不知這是否也算我們這一代的悲哀？
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
〈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人間副刊」）一文發表十天之內，我收到近兩百封讀者來信，其中三分之一來自台灣以外的天涯海角。如果說，二十年前《野火集》的讀者來信是憤怒的，憤怒到想拔劍而起，那麼在〈紫藤〉的讀者來信中，幾乎完全看不見憤怒，多的是沈痛和無奈，無奈到近乎自暴自棄。最讓我心酸的是這一封，來自一個十八歲的青年：
台灣人有沒有根？
我覺得沒有根
我覺得很想哭
我的夢 想起飛……可是一直以來
我活得很辛苦 很辛苦 很辛苦
而且我知道
有更多人比我更辛苦 更加辛苦 更加倍辛苦
一種黯淡的沈重、一種無助的茫然，幾乎滲透在每一封信裡，每一封信裡又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
台灣，我們的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
二十一世紀初始的三年，我們看見了許多五十年來不曾見過的事情：最斯文的教師走上街頭遊行，最憨直的農民漁民上台北抗議，最苦幹的工人綁起白布條；這是士農工，而商，啊，商人不上街頭，他們用腳直接出走了，留下一棟一棟的空屋。在生活的挫折下，憤懣激進的人滿載汽油去撞政府大樓求同歸於盡，那膽小怯懦的便爬上高樓，帶著自己稚幼的兒女，一躍而下求一了百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不甘於貧又無力於富的人則鋌而走險，持槍行搶。
五十年不曾見過的更是執政者的清晰面目。戒嚴時代，統治者給我們看的是正氣凜然、威嚴莊重的面目；恐怖的迫害、權力的橫行，都在國家神話的幕後進行，我們看不見。解嚴之後的國民黨——我們畢竟聰明了一點——讓我們看見的是一副偽善牧師的嘴臉，嘴裡喊著民主與革新，手上做的卻是金錢與權位的交媾，復仇與奪權的鬥爭。跨進二十一世紀，我們心中又有憧憬；或許前面的人不善待這片土地是因為他們不把這裡當家，於是我們讓一個在鄉下長大的孩子「當家」，讓一個曾經看起來有道德勇氣反抗強權的政黨來執政。然而三年了，我們看見的，竟然仍是金錢與權位的交媾、復仇與奪權的鬥爭，唯一的不同是，從前或莊嚴或偽善的面具悍然卸下，權力的野蠻赤裸裸地攤開在陽光下，在我們的眼睛前，進行。政治人物面孔的醜陋，我們五十年來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見。
這三年中，政治淹沒了台灣。經濟議題變成政治議題——台商變成台奸；疾病議題變成政治議題——WHO聯合全世界來「打壓」台灣；生態議題變成政治議題——核四要用還沒有法源依據的公投來決定。這三年中，沒有政策，只有政治；當重大的「南進政策」提出之後，我們赫然發現，那僅只是為了造成元首出國的一時風光而製造出來的假政策。這三年中，引領國家前進的技術專業領域——不管是金融、經濟、工業、研究發展、文化，甚至學術，全面由意識型態「正確」者接管。這三年中，比從前更多的人相信自己的電話被國家竊聽。這三年中，只要是權力所需，執政者可以推翻民主程序，扭曲法律解釋，或者根本公然違憲。這三年中，只有選舉技巧的無休無止的賣弄，沒有靜水流深、穩紮穩打的執政；只有鞏固政權的措施，沒有鞏固國家的政策；只有權力的操縱，沒有責任的擔當；只有民意的短線盤算，沒有願景的長程擘畫。這三年的台灣，我們驚慌萬分地發現：只有眼前，沒有未來。
這三年中，我在公開場合上見到現任總統三次，都是上百、上千個文化人出席的重大場合。每一次他走進來，絕大多數的人都照樣坐著，沒有幾個人起立表示尊敬。他尷尬地走到第一排，尷尬地坐下。
是的，台灣是怎麼了？元首是國家的象徵，舉國寄望之所在，沒有哪一個文明的國家不為他的元首起立的。他的尊嚴就是我們的尊嚴；他的受辱就是我們的受辱。為什麼，為什麼最講究「禮」和「理」的文化人對我們的元首淡漠以待？
應該崇高的不再崇高，應該尊敬的無法尊敬 ——我悲傷地想著：那受到傷害的是他，還是我們心中曾有的夢？
我們這一代
十五歲的我住在高雄茄萣鄉，一間簡陋的，沒有廁所也沒有浴室的公家宿舍。牆壁長滿了壁癌，沒錢粉刷。晚上睡覺時，壁癌像麵粉一樣撲撲剝落，蓋得我一頭一臉。母親坐在地上結漁網，日日夜夜地結網，手上生了厚繭，有時候會流血。流血結網得來的錢，就拿去為我繳學費。每天清晨搭客運車，到台南女中上學。從茄萣經過灣裡、喜樹、鹽埕到台南，那條路千瘡百孔，雨後的坑可以大到摔一輛腳踏車進去。
今天成為總統的人，當年和我一樣，每天清晨從鄉下，顛簸在坑坑洞洞的鄉路上，到台南城裡去求學。
我們是在貧窮中長大的一代。他的長輩是困苦的佃農，我的長輩是流離的難民。我們這一代，站在台灣濕潤的土地上，承受著上一代人流離困苦的汗水淚水，在默不作聲但是無比深沈的愛中成長。越是貧窮，越是奮發。
一九六○年代，很多人離開這個島嶼，一去不回頭，政治的壓迫和文化的貧血使他們感覺窒息，選擇棄國。
而我們從懵懂少年轉為心中充滿正義、眼睛見不得黑暗的懷疑者。身邊失蹤的朋友，被逮捕的同學，遭沒收的書籍，國際上的節節挫敗，都促使我們開始思索台灣的前途，自己的未來。經過勝利路台南一中的操場，剃著光頭、穿著土黃色制服像士兵一樣的學生在軍訓教官的哨聲中踢著正步，太陽毒烈，塵土撲面。這，就是我們的未來嗎？踢正步的學生中有一個叫陳水扁的，鹹鹹的汗水流進眼睛，心中或許在問一樣的問題。
七○年代，上一代人的胼手胝足有了初步的收穫，經濟起飛了。我們在他們的庇護下上大學，留學；這「奮發」的一代一轉眼變成教授、律師、經理、總編輯、作家、企業家……懵懂的不滿、模糊的思索、蠢動的不安，在八○ 年代，明朗成尖銳的批判、熱情的號召和積極進取的行動。在一九九九年，我曾經這樣描繪那個年代：
八○年代是「最黑暗也最光明的年代。因為黑暗，所以人們充滿了追求光明的力氣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時代，奮鬥的目標多麼明確啊。力氣、激情、目標明確—— 八○年代是理想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後，在『光明』中面對自我的黑暗，發現那黑暗更深不可測，我們才進入了疑慮不安的九○年代，世紀之末。」
八○年代，是我們這一代人開始養兒育女的時候。用盡力氣改變現狀，一方面因為心中有夢，擺脫過去的壓抑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一方面因為心中有愛和希望，希望我們天真活潑的下一代在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社會裡長大。
然而九○年代帶給我們的，不是希望，是失望。官商的勾結更加嚴重，復仇，成為政治的核心動力，轉動所有的社會齒輪。族群之間愈撕裂、愈對立、愈聲嘶力竭，政客愈有資本。政治人物從歷史仇恨的把弄中極盡所能地賺取他要的利益。
（本文作者龍應台，作家，文化評論者，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重要代表作品有《野火集》、《百年思索》等，目前專事寫作。電子郵件信箱：lung213@ms77.hinet.net）
城市文化---五十年來家國 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中)〈3〉
龍應台(92.07.11)
我們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賣台」、「台奸」的指控成為嗜血的鞭子。「愛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取代了「有沒有能力」、「是不是專業」。不用腦思考，我們用血思考。文化的法西斯傾向，非但不被唾棄，還被鼓勵；部落式的族群主義，非但不被開導，還被強調。
被綁架的人民
獨裁者去了，平庸政客戴上民主的面具，囂張上台。因為有民主之名，他們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我們的自動背書，我們的背書使他們理直氣壯。在九零年代裡，我們已經成了被政客綁架的人民。
進入嶄新的世紀，三月的鞭炮聲響，幾千年來第一次，在中華文化歷史上有人民的直選。身為台灣人，我們覺得可以驕傲；台南鄉下的孩子、南一中踢正步的少年、我們「奮發」的同代，成為領導人，令人欣喜。他的政黨也曾經有過燃燒理想的志士，雄才大略的高人，可以期待。
短短的三年，驕傲，變成焦慮。全民工作福祉指數降到十四年來最低，也就是說，大多數的台灣人覺得生活愈來愈不幸福。而同時，電視台開始播放統獨公投的宣傳片，宣傳以「新聞」的面貌呈現，只說獨立公投是人民權利，不提台灣特殊的處境，不提國際情勢的詭譎，不提兩岸關係的險惡，不提任何可能的後果。
短短的三年，欣喜，變成沈重。開放後的中國已經成為美日的最大進口國；日本針對亞洲各國所做的投資環境評比中，台灣是最後一名，比馬來西亞和泰國還要落後。而同時，台灣政府在製作「漢賊不兩立」的經濟政策，用意識形態牢牢圈住經濟。外交，以哄騙賄賂、黑巷交易的方式進行，不謀遠慮只求近功，結果是讓台灣人一次又一次地在國際上公開受辱。
短短的三年，期待，變成了幻滅：
我們沒有國際觀。不去深入瞭解國際的複雜思維和運作，政府一心一意只想把我們在國際上的挫折擴大、加強，因為擴大加強了就可以對內製造更多的「同仇敵慨」，「同仇敵慨」最容易轉化為選票。
對攸關生死的兩岸關係，我們沒有策略沒有格局。唯一的策略是擴大加強中國的「妖魔化」；因為中國越是妖魔，越可以在島內製造大量的「同仇敵慨」，「同仇敵慨」，啊，最容易轉化為選票。
我們沒有歷史感。上一代人──不論是你的本省佃農還是我的外省難民──都曾經彎腰灌溉這片土地，都曾經把淚水汗水滴進泥土裡，都曾經用默不作聲但無比深沈的愛將我們養大，但是我們對他們不是清算就是忽視，清算或忽視的標準，就看統治者權力的需要。
我們沒有未來擔當。選票永遠鎖定眼前利益，至於經濟、教育、文化、環境、海洋資源的長程規劃，帶不來立即的選票和權力，就不是施政的重點。下一代將面臨一個什麼樣萎縮無力的台灣？讓下一代去承受。
我們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賣台」、「台奸」的指控成為嗜血的鞭子。「愛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取代了「有沒有能力」、「是不是專業」。不用腦思考，我們用血思考。文化的法西斯傾向，非但不被唾棄，還被鼓勵；部落式的族群主義，非但不被開導，還被強調。
我們沒有執政黨。由於是少數政府，權力不穩信心不足，奪權成為念茲在茲的核心思維，國家施政淪為游擊隊式的出草。
我們沒有在野黨。五十年的享有權力使人肥大懶惰，反應遲鈍；失去權力之後也提不出任何新思維新政策，看不出任何新擔當新格局，他們只是看準了被綁架的人民沒有選擇，或許不得不把原來肥大懶惰的地主重新請回來。他們似乎完全不記得，當初為何被人民拋棄。
是什麼樣的歷史規則，是什麼樣的領導，使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變成一個沒有國際觀，沒有歷史感，沒有未來擔當，沒有理性思維，執政者荒誕、反對者低能的社會？
我們一同走過五○年代的貧窮與恐怖，六○ 年代的蒼白與摸索，七○年代的奮發與覺醒，八○年代的努力與追求，九○年代的懷疑與失望，在二十一世紀初始──上一代人漸凋零，下一代人還青澀，我們所面對的，竟然是焦慮、沈重，以及夢想的，徹底幻滅。
這三年的荒誕，絕對不僅只是眼前的執政者所造成的。徹底幻滅是由於我們終於認識到，啊，原來換了領導人是沒有用的，即使是一個所謂台灣之子，因為權力的窮奢極欲藏在每一個政治動物的血液裡，不管他來自浙江奉化還是台北芝山還是台南官田。原來換了政黨是沒有用的，因為政黨奪權時，需要理想主義當柴火燃燒，照亮自己；一旦得權，理想主義只是一堆冷敗的灰燼。原來換了體制是沒有用的，因為選票只不過給了政客權力的正當性，權力的正當性使他們更不知羞恥，而選舉，使極端的短視和極端的庸俗堂而皇之成為正統價值，主導社會。
是因為這難以承受的幻滅，使得濟濟一堂的文化人不願向元首起立致敬嗎？
而我們追求了整整半個世紀的夢想──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就在我們的焦慮、沈重、幻滅中從此放棄了嗎？路，怎麼走下去呢？
文化的「精神分裂症」
有一年，十歲的孩子從學校回來，興沖沖拿出剛發的新課本給我看。攤開一張地圖，是我們這個不到兩萬人口的德國小鎮。母子兩個用手指在地圖上游走：這是孩子撩起褲腳抓野鱒魚的小溪；這是常去爬的狐狸山，海拔三百公尺；這是離家五公里的池塘，我們曾經在池塘邊撞見過一隻低頭喝水的野鹿。
孩子繼續尋找他熟悉的一草一木，我卻驀然難過起來。十歲的我，我們，可從來沒看過我們的村落地圖。課本上教的是偉大的長江黃河、壯麗的泰山長白山，我們從來沒見過也無從想像的地方。自己游泳釣蝦的河流，躲藏玩耍的山頭，曾經一跤摔進去濕淋淋爬起來的池塘，卻都是沒有名字的；或者說，從來不曾在課本裡、地圖上，看到過自己的腳真正踩過涉過的山頭和溪流。
我們是這樣被教育的：別人的土地，假裝是自己的，自己的土地，假裝它不存在。土地其實就是民族記憶，所以我們腦子裡裝滿了別人的記憶，而自己活生生的記憶，不是自己瞧不起，就是不願面對，也不敢擁抱。
這是強權統治所造成的一種集體文化精神分裂症狀。
當我們終於可以擁抱自己的時候，我們死命把住自己的土地，把它神聖化，獨尊化，圖騰化，絕對化，要它凌駕一切，要所有的人對它宣誓忠誠，對它低頭膜拜。我們非常霸道，因為我們不平衡──受了創傷的人不容易平衡。二二八的殺戮，白色恐怖的迫害，講閩南語要處罰的侮辱，統治者文化優越感的盛氣凌人，是我們心靈上一道一道的疤痕。疤痕仍隱隱作痛，使我們自覺有霸道的權利。
同時，我們急切地想把疤痕去掉，徹底去掉，卻發現，那每一道疤痕都已經是自己身體的一部份；要去掉，必須把肉刮掉，刮肉，意味著更大更深的傷口，更多未來的疤痕。
「本土化」天經地義
其實每一個民族都有他歷史的創傷和疤痕─ ─中國的文革，日本的長崎廣島，德國的第三帝國。如何從創傷痊癒，得回健康的體魄、平衡的心靈，要看那個民族有多高的生存智慧、多厚的文化底醞。台灣人的深深長進肉裡的疤痕，是「中國」。面對中國，對岸那個巨大的霸權帝國，還有我們心中肉裡的中國，我們還在受虐受苦。我們像一個重症的精神病人，緊緊地與自己的影子格鬥、糾纏，想用撕裂自己的方式來解放自己。
政治人物的可惡與殘忍就在於，他非但不提出痊癒的療法藥方，讓民族心胸擴大，休養生息，他還設法加重糾纏與撕裂，從矛盾和對立的膿瘡中擠出權力。解嚴十六年了，我們的將士仍在迷惘地問，「我們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投資大陸的企業家很困惑，「我是英雄，還是叛徒？」十八歲的少年仍在痛苦，「我是台灣人？中國人？我是什麼，我是誰？」
走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走過五十年蔣氏國民黨的統治，面對中國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台灣人要認同什麼？台灣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什麼？「中國」這個元素，在我們的認同和文化認知裡，應該放在哪裡？
台灣必須「本土化」，是我們天經地義的權利。十歲的孩子拿回家給母親看的應該是自己村落的地圖，地圖上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他都認識。他應該和母親用清晰好聽流利的母語談學校的事情。他應該熟悉台灣的歷史，不只是先民的開墾史、國家政治史，還有村落史、火車史、河流史、文學史、美術史，他應該熟悉台灣這個島嶼像他熟悉自己的一只秘密抽屜。孩子首先要認得自己的腳踩在什麼土地上；濁水溪先來，長江黃河尼羅河密西西比河，可以等。
可是「本土化」沒有這麼簡單。因為，請問你，「本土」是什麼？
除了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閩南文化之外，第一個進入我們念頭的，是被漢人趕到山裡去的原住民。所以在認識偉大的玉山之前，對不起，那根本就不叫玉山。請你捲起舌頭跟我說，「pa-tton-kan」。這是曹族語。
第二個，是客家人。客家人說，我們說的不是閩南語，所以，請你不要把閩南語稱為「台灣話」。我們說的也是「台灣話」。
第三個，是馬祖人。馬祖人為台灣島的安全與繁榮付出了四十年的痛苦代價，有點激動地說，我根本不是台灣人，而且說的是你們所有的人都聽不懂的閩北話。說吧，你們把我算什麼？
第四個，是浙江人、山東人、湖南人、四川人、上海人、雲南人……這些人離開他們的母親時，身高還不如一支步槍的長，五十年的生命付給這個島嶼。他們南腔北調，如今垂垂老矣，他們的孩子，多半已不知「母語」為何物，也從不曾要求有「鄉土教學」。
第五個，是越來越多的新住民，來自越南、泰國、印尼、中國各省。他們與台灣人結為夫妻，在這裡生兒育女；每一個母親都對她們懷中的嬰兒講自己家鄉的童話，用自己的語言唱熟悉的兒歌。她們正在栽培一種新台灣人的出現。
蔣氏國民黨所帶來的大陸中原文化沙文主義像一片厚厚的黃沙覆地。本土化是把黃沙吹開，讓深埋土裡各種各樣的小花小草得以透氣，自由舒展。但是本土化絕不是閩南化；我們不能只看見自己身上的傷痕。二二八、白色恐怖固然慘痛，原住民失去大地失去森林的傷，不深嗎？我們償還了嗎？金門馬祖人被歷史凍結的傷，不重嗎？我們彌補了嗎？外省難民流離失所、天涯永隔的傷，不慟嗎？我們又給了什麼慰藉？本土化是反抗中國文化的沙文主義，但絕不是讓另一個文化沙文主義來取代。
(龍應台電子郵件信箱：lung213@ms77.hinet.net ）（三之二）
Copyright 2003 China Times Inc.
城市文化---五十年來家國 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下)〈4〉
龍應台(92.07.12)
喊「去中國化」口號的人，把重點放錯了地方吧。「反抗中國文化沙文主義」，要「去」的不是「中國文化」，是「沙文主義」。我們反對蔣家政權對台灣本土文化的壓抑與漠視，我們更無法忍受中共的自我中心大中國思想，但是這兩者都是人的態度使然，而不是文化本身的問題。
中共不等於中國，「本土化」不等於「去中國化」
好，「反抗中國文化的沙文主義」，那麼本土化等不等於「去中國化」？
請先告訴我什麼叫「去中國化」。
是把歌仔戲中的劇目——陳三五娘、目蓮救母、中山狼、狸貓換太子……全部去掉嗎？是把媽祖信仰——宋朝的林默娘去掉嗎？是把龍山寺裡的朱熹和華陀去掉嗎？是把唐詩宋詞三字經去掉嗎？是把草藥針灸去掉，把太極拳禪宗去掉，把舞龍舞獅去掉，把祭祀、掃墓、春節中秋去掉嗎？是把門楣上的「潁川」、「隴西」刻字去掉嗎？是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孔子思想去掉嗎？是把端午節的屈原和白素貞去掉嗎？是把故宮裡的世界珍寶去掉嗎？是把福建來的閩南語去掉嗎？是把漢字書寫去掉嗎？
這些都「去」掉以後，我們還有什麼呢？
喊「去中國化」口號的人，把重點放錯了地方吧。「反抗中國文化沙文主義」，要「去」的不是「中國文化」，是「沙文主義」。我們反對蔣家政權對台灣本土文化的壓抑與漠視，我們更無法忍受中共的自我中心大中國思想，但是這兩者都是人的態度使然，而不是文化本身的問題。有人拿起石頭打你，你憤怒的對象是那人，不是那石頭。石頭本身是無辜的，它也可以是房屋棟樑，是堤防建材，是庭園山水，是深山璞玉。就如同對於日本的五十年殖民，我們要批判的是日本文化的沙文主義，不是日本文化。
我們真正應該呼喊的，不是「去中國化」，是「去沙文化」。
洗澡水用過髒了，得倒掉，但我們不會把盆裡的嬰兒連髒水一起倒掉。國民黨令我們反感，共產黨使我們厭惡，但是，國民黨加上共產黨並不等於中國。兩個黨不到百年，中國卻有五千年的歷史。你不能把百年的細微泡沫當作五千年的深水大河。給我們帶來巨大威脅的中共，也不等於中國。他只是中國一個暫時的管理員，充其量是將來的史書上一個小號字體的備註。中國，也不等於中國文化。國，只是一個政治組織，像有限公司、株式會社、財團法人一樣，一個管理結構。一個管理結構如何涵蓋或代表一個民族深遠浩大的文化——他的藝術創作、哲學思想，他的神話與信仰、革命與復興、創造與傳承，他靈魂深處的感情與記憶？
黨，不等於國；國，不等於文化；中共，不等於中國；中國，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嬰兒與髒水不能劃上等號，更不能閉上眼睛一起倒掉。
中共的蠻橫與霸道激起我們的憤怒與恐懼，這憤怒與恐懼又因我們的政客操弄而加劇，使我們「抓狂」，「去中國化」的低智邏輯於焉而起。我們忘記了：憤怒與恐懼的不只是我們，還有無數的中國人，包括新疆的回民、西藏的藏民、還有那冤屈不得訴、志向不得伸、渴望不得流露、思想不得發表的千千萬萬的中國人，那坐在陰暗的牢房裡無名無姓看著自己牙齒一個一個掉光的中國人。這些人不是我們的壓迫者，他們和我們一樣在掙扎受苦，可能比我們還要辛苦，但是他們是「中國」的一部份。
吳儀和中共官僚對台灣人說「誰理你們」那副顢頇自大的嘴臉，不是「中國人」的嘴臉，是「霸權者」的嘴臉，他不只用這種野蠻的態度面對台灣，他用這種嘴臉面對所有的弱勢者，尤其是他自己的人民。共產黨也不是中國文化的必然產物；我們都知道馬克斯是德國人，列寧和史達林是俄羅斯人。對於中國，共產黨是百分之百的「外來政黨」。我們怎麼能夠只看見中國的強權，看不見中國的弱勢；只看見中國的國家機器，看不見那絞在機器裡流血流淚的人；只看見中共，看不見中國；只看見他虛假造作的政治，看不見他深邃綿密的文化與歷史？我們什麼時候變得如此頭腦簡單了？
台灣是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中國文化是台灣的珍貴資產
那深邃綿密的文化與歷史，並不只屬於中國，它也屬於我們。是的，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就比如心臟是人體的一部份一樣。我們不但不應該談「去中國化」——因為去了心臟還有自我嗎——我們還應該與中國爭文化的主權，應該理直氣壯地對中國、對全世界說，真正的中國文化在台灣；中國傳統文化再造的唯一可能，在台灣；漢語文化的現代「文藝復興」最有潛力發生的地方，在台灣。
比起香港新加坡，台灣的漢語文化底醞厚實得多。比起北京上海，台北更是一顆文化夜明珠，幽幽發光。第一，它不曾經過馬克斯主義的切斷與文革的摧殘，因此和自己的文化傳統沒有巨大的撕裂。連日本人的統治都不曾斷掉台灣人組織漢文詩社、送孩子上私塾的人文傳統。隨著蔣介石來台避秦的知識份子也帶來五四以下一脈相傳的知識氣質。民間的宗教信仰、風俗儀式以相當完整的面貌傳承薪火。第二，經濟的發達、教育的普及使得台北有了北京上海都還不夠成熟的市民社會。中國的傳統價值在這裡與現代化接軌，忠孝仁恕與公民道德碰撞揉合，產生出華語世界中市民自主意識最高的城市。第三，自由是創造力的必要條件。台北，不同於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它沒有不能出版的書，不能唱的歌，不能展出的畫，不能發表的言論、不能演奏的音樂。它是華語世界中創作最自由的城市。第四，沒有一個華語城市比台北更豐富多元。原住民之外，中國三十五個省份的人，三十五種不同的文化，加上西藏蒙古，濃縮呈現在一個小島上，像一個色彩鮮豔的調色盤。它是華語地圖上的紐約。
TAIWAN？是的，不必扭捏作態改稱它為「福爾摩沙」；我們可以萬分篤定地說，它是另一種中國；你要看一個更純粹，更細緻，更自由活潑，更文明、更人性的中國文化嗎？你必須到台灣去，不是北京上海，不是西安杭州。我們要在國際上生存，唯一的辦法是讓世界看見：傳統中國文化在中國也許被專制落後和老大帝國的劣根所困，在台灣民主自由與現代理性的環境中卻能異樣地煥發燦亮，生命力充沛。這就是「台灣特色」。為什麼高行健的作品只能在台灣出版？為什麼雲門舞集只能在台灣發生？中國文化是台灣在國際競爭上最珍貴的資產，我們搶奪都來不及，遑論「去」！
那麼國家認同呢？誰說爭取國家認同必需消滅文化認同？瑞士是個徹底獨立的國家，但它的德語人口並不因為歌德、貝多芬、托馬斯曼是「德國人」而不去擁抱。反而，當德國變成一個醜陋的霸權，小小瑞士就成為德語文化的暗夜燈塔。我們可以反對中共，可以拒絕中國，但是中國文化，或者說漢語文化，對不起，那可不專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它也是我們安身立命之所依。而且，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文化的破壞紀錄來看，我們可以大聲地說，台灣就是今天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
過去歷史的傷痕使我們痛，今天中共的壓迫使我們憎，但是所有的傷痕都在我們的心臟上，挖掉自己的心臟是精神病人瘋狂了才做的事。對付異族的入侵，我們或許可以用減法，譬如抗日時高喊「去日本化」；同文同種的相煎操戈，不可能用簡單的減法，因為一減一等於零。越是強大的敵人，越是需要深沈的智慧去面對。除了減法外，加法、乘法、除法、複雜的函數，我們不是沒有學過。
如果為了對抗敵人，我們把自己變成一個歇斯底里、全身痙攣的迫害狂或被迫害狂或文化法西斯，除了「中共」兩個放大成夢魘一般的字以外全世界都看不見，這場仗，不打也罷。我們的下一代，已經因為無法忍受這認同的精神分裂、這政治的潰爛不堪，而選擇冷漠，或者出走。中國不必動武，我們已經被自己的瘋狂打敗了。
人民素質是夢想的基礎
威瑪共和在一次大戰後的德國存活了十四年，十四年中換了十七個內閣，多次的政治暗殺。美國史學家分析威瑪共和敗亡的原因，是「謀殺、痼疾、自殺」的綜合結果。謀殺是國外的強權勢力，痼疾是本身文化中無法應變的慣性思維，自殺，則是當時政黨的惡鬥、政客的操弄、人民理性思考的喪失。威瑪完了，希特勒上台，德意志民族的浩劫開始。
我無意將台灣比威瑪，但是我看見相似的歷史元素：外力「謀殺」的威脅、本身「痼疾」的無力擺脫，更明顯的是「自殺」的傾向，脖子上纏著權力鬥爭的繩子，毀滅在所不惜，愈纏愈緊。
或許我們都太急了。政客是每天都有的，只要有肉，就會有蒼蠅。政治家，卻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先要有負責任、有見識的公民，才會有負責任、有見識的政治家。一代一代政治家的彼此切磋薰陶，風行草偃，三代之後，才會有心胸開闊、眼光遠大，有智慧有擔當的大政治家的出現。我們現在在哪一個階段呢？兩千三百萬人中有多少負責任、有見識、不被愚弄的公民呢？
幻滅之後，其實又回到根本：人民的素質是所有夢想的基礎。政客不可寄望；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華語世界的夜明珠，我們只能把夢想默默地放在每一個人自己的肩膀上，繼續扛著向前走。
沒有什麼了不起，文明，本來就在考驗我們面對野蠻的本事。
（龍應台電子郵件信箱：lu ng213@ms77.hinet.net）（三之三）
Copyright 2003 China Times Inc.
The following feedback is from one of my friends studying Political Science in ColumbiaUniversity.
Subject: 我們還要忍受龍應台多久
上週在紐約陽光燦爛的街頭，一個向來溫文的好友，十分意外地用了激烈粗語痛罵龍應台的一篇新文章。這讓我回去馬上好奇地找出這篇文章，看是「偉大」到什麼地步可以讓好友如此憤怒。
結果是，我用了三倍的髒話來罵，並且在平靜後，（但仍然激動的心情），寫下這篇反駁文章。
這篇文章，真的是龍應台長期以來所提出反動論述的高潮了，而我認為這是台灣新民主的最大危機。這證明，在台灣社會的民主過程中，對於民主的信念仰及認知從來沒有被徹底檢討過。而這些未經反省的言論卻每天充斥著主流媒體。因此，如果這篇文章有一點點可看性的話，希望大家繼續傳下去。或者，應該每個人都把你的不滿寄給龍應台以及人間副刊，讓她們知道，我們真的生氣了。
鐵志
Tieh-chih Chang
Ph.D student i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Tel: (212)6654928
Email: tc2043@columbia.edu
台灣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二十年前，龍應台以「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在戒嚴時代燃起了所謂的「野火」。那把野火可以燃燒，是因為他點到了台灣社會的許多問題。但是他迴避了這些問題的根源----一個威權體制。而政黨輪替後，當完官的龍應台，又開始在主流媒體上表達他的不滿與抱怨，並且自以為他再一次成為大多數沈默多數的代言人。
但是，他的許多文章，只要有最基本的理性就可以判斷是對歷史的誤用。
這是無知還是愚弄民眾？
無論如何，現在的龍應台，以及他所反映出的反動論述和意識型態，成了台灣民主當前最大的問題。
我們還要忍受他在主流媒體上繼續以瘋狂、偏差的言詞撒野多久？
這是台灣人生氣的時候了。
「二十一世紀初始的三年，我們看見了許多五十年來不曾見過的事情：最斯文的教師走上街頭遊行，最憨直的農民漁民上台北抗議，最苦幹的工人綁起白布條；這是士農工，而商，啊，商人不上街頭，他們用腳直接出走了，留下一棟一棟的空屋。在生活的挫折下，憤懣激進的人滿載汽油去撞政府大樓求同歸於盡，那膽小怯懦的便爬上高樓，帶著自己稚幼的兒女，一躍而下求一了百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不甘於貧又無力於富的人則鋌而走險，持槍行搶.」
五十年來沒有斯文的教師走上街頭？
過去二十年來那些為了台灣自由民主，或者為了教育改革議題走上街頭的教師都不是教師，還是他們都不斯文？
五十年來沒有憨直的農民漁民上台北抗議？
龍應台忘了就在他以「野火集」大賺版稅的八零年代，台灣的教師、農民、漁民，勞工和所有被環境問題迫害的人民勇敢地走上街頭──而這才叫做過去四十年不曾見過的事。
是這三年的抗議行動多，還是龍應台所緬懷的美好八零年代的抗議行動更多？
或者他要告訴我們八零年代以前，走上街頭的人更少，不滿的人更少。所以那是真正好時代。
龍應台是真的不知道，還是要瞞騙大眾，八零年代以前人們沒有對政府表達不滿的權利。而當八零年代到九零年代，人民走上街頭表達意見是要遭受被捕、被警棍毆打的威脅時，但他們還是義無反顧往前行時，是那個年代的不滿比較強？
「在生活的挫折下，憤懣激進的人滿載汽油去撞政府大樓求同歸於盡，」
龍應台是忘了或者不知道，在八零年代，一樣也有憤懣激進的人，「在生活的挫折下」----這個挫折是因為他感受到人民不能自由表達思想與言論，用自焚來悲壯地向體制抗議。
「五十年不曾見過的更是執政者的清晰面目。戒嚴時代，統治者給我們看的是正氣凜然、威嚴莊重的面目；恐怖的迫害、權力的橫行，都在國家神話的幕後進行，我們看不見。…..政治人物面孔的醜陋，我們五十年來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見。」
如果五十年來龍應台沒有見過執政者的清晰面目，那麼在過去我們可以不怪他，因為台灣人民沒有機會、沒有足夠的資訊看清楚統治者的面目。如果現在他還是看不清楚，那麼龍應台應該學著對歷史保持起碼的謙虛，多讀點書，看看許多政治社會歷史學研究所揭露過去五十年執政者的清晰面目。那麼他會發現，"恐怖的迫害、權力的橫行，的確都在國家神話的幕後進行"，但是人民並沒有"看不見"。他們可以感受到白色恐怖的氣氛，可以認知到司法和政治權力的腐敗。
如果「政治人物面孔的醜陋，我們五十年來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見。」那麼不是因為現在的人物比較醜陋，而是現在我們才有徹底的機會看見。這是民主的可貴。
「這三年中，政治淹沒了台灣。經濟議題變成政治議題——台商變成台奸；疾病議題變成政治議題——WHO聯合全世界來「打壓」台灣；生態議題變成政治議題——核四要用還沒有法源依據的公投來決定。這三年中，沒有政策，只有政治；」
所有的問題可以被龍應台簡化、扭曲、蔑視事實。
是所有的經濟議題都變成政治議題嗎？這是簡化事實。
更何況，政府何時稱台商為台奸----這是扭曲？
再稍微深思熟慮一點，如果龍應台想談的是台灣投資大陸的問題，這難道純粹只是經濟議題嗎？
台灣不能加入WHO難道不是被打壓嗎？為什麼龍應台說的是「WHO聯合全世界」----台灣政府可沒這樣說。官方說法是「中國打壓台灣不讓台灣加入WHO」----這不是正是事實嗎？----這是龍應台扭曲及蔑視事實。
當是否要建核四成為兩種價值的衝突時，不是該讓民主機制──政治的本質正是價值的分配與抉擇──來解決嗎？
「這三年中，比從前更多的人相信自己的電話被國家竊聽。」
這句話之離譜，已經不用反駁了，並且充分顯示龍應台對新政府的妖魔化。
「這三年中，只要是權力所需，執政者可以推翻民主程序，扭曲法律解釋，或者根本公然違憲。」
如果這樣的情況真的這三年出現的話，我們也不能理解為何龍應台沒有看到三年之前的舊政權，尤其是他所尊崇的蔣政權，從來心中無憲，更是完全沒有不在乎民主程序。
「這三年中，我在公開場合上見到現任總統三次，都是上百、上千個文化人出席的重大場合。每一次他走進來，絕大多數的人都照樣坐著，沒有幾個人起立表示尊敬。他尷尬地走到第一排，尷尬地坐下.」
我不知道，為什麼文化人看到總統一定要起立。更不要說，他指涉的文化人是不是指代表某種立場的文化人。如果龍應台認為文化人是否起立代表他們對總統的認可與否的話，那麼如果這同一批文化人對壓制創作和言論自由的蔣家父子會起立的話，我們只能說這些文化連一點對思想與文化的尊重都沒有。
「八○年代，是我們這一代人開始養兒育女的時候。用盡力氣改變現狀，一方面因為心中有夢，擺脫過去的壓抑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一方面因為心中有愛和希望，希望我們天真活潑的下一代在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社會裡長大。
然而九○年代帶給我們的，不是希望，是失望。官商的勾結更加嚴重，復仇，成為政治的核心動力，轉動所有的社會齒輪。族群之間愈撕裂、愈對立、愈聲嘶力竭，政客愈有資本。政治人物從歷史仇恨的把弄中極盡所能地賺取他要的利益。」
這是龍應台文章的本質了----美化八零年代及更早的威權年代，而民主化以後的九零年代至今則是一切醜惡的象徵。如果龍應台認為現在，復仇成為政治的核心動力時，那們他應該自問的是，為何這些人有「仇恨」----多可怕的字眼？是什麼樣的壓迫與不滿造成這些仇恨？這些過去的壓迫解決沒？
對於後面這個問題，龍應台一定會說，本省人都作總統了，當然不應該再有歷史的舊恨，應該走出歷史。
可是，光是本文的意識型態，我們就可以知道，龍應台，以及台灣主流社會對歷史反省的淺薄。他們可以遺忘過去的不義與壓迫，他們可以對民主揭示出的政治現實----例如讓我們看到政治人物的真面目--毫無信心。
我們不是要為這三年執政黨的政績辯護-----我們當然同意民進黨政府「只有民意的短線盤算，沒有願景的長程擘畫」，並且背棄曾經擁有過的一點理想。我們也非常不滿。但是這是因為我們對政治有更高的價值期許。
我們所不能忍受的，是有人要回頭緬懷、盲目地美化威權時代。是有人操弄歷史、玩弄文字來為威權時代的權力集團辯護，忽視台灣人民辛苦爭取來的民主。
品質更好的民主不是一蹴可幾的。台灣的政黨輪替不但考驗著朝野政黨是否能扮演好他們的新角色，也考驗著台灣人民對民主的信念。如果只是因為新執政黨從未有執政經驗----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機會---的政績不好，就對民主失去信心，就失去了清明的理性，開始懷念威權時代，那麼這才是真正台灣人的悲哀吧。
by Tieh-chih Chang
This is another interesting response.
Subject: 請給我們一點時間∼∼六年級生也有野火
************************
應該很多人看過龍應台那篇
事情總是有不同的角度可以看
最佩服這小孩的是
不會一下就被大作家嚇到
不論如何 應該還有不一樣的思考方向吧
Jessica
************************
請給我們一點時間∼∼六年級生也有野火
◎黑米 (2003.07.16)
編案從上個月十六日〈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到上星期的〈五十年來家國〉，作家龍應台在本刊發表的「另一種專業．城市文化」專欄，不論在平面媒體或網路世界，都引起讀者廣泛而熱烈的迴響。本刊特先選取一位六年級生的不同論述，和這股八Ｏ年代燃燒至今、仍持續不墜的野火，做跨世代的對話。
龍女士，或許您踏上仕途這幾年受盡煎熬、心力交瘁，可是，千萬不要低估台灣人的生命力，也千萬不要一直沮喪下去，就讓我這六年級生給您加加油、打打氣吧！
因為如果不幫您加油打氣，您就會一直寫一些令人沮喪的文章，然後，您的文章隨著網路四處傳播，加上您的立論實在精確，久而久之台灣人心就會萎靡不振，到時，台灣的未來真的不知道要往那兒去了。我在想，您的沮喪很可能只是來自於您個人過去幾年身心調適不佳的緣故，事實上，台灣的未來看起來並沒有那麼悲觀呢。
拜讀龍應台女士七月十日於中時人間的大作〈五十年來家國∼∼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以及六月十三號發表的〈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心中不免一陣酸楚：如果台灣社會所謂三少四壯五菁英的秀異份子都對台灣的未來失去信心，那您叫我們這十幾二十的少年仔們要如何自處呢？
兩文中提到許多導致台灣目前看起來慘兮兮的原因：政府不明確的國際定位、台灣住民對本土文化及自我認知不清、政治鬥爭凌駕一切……經過龍女士的描述，整個台灣的未來似乎黯淡無光、前途無亮，可是，您寫完這些文章後要給台灣下一代的主要啟示是什麼呢？
是讓我們自暴自棄？是讓我們離家出走？還是要我們就這樣等死算了？
我是個六年級生，明年滿三十，唸到台灣國立大學畢業，現在在竹科上班，您文中所提到的每一個台灣的問題，我都深深地感動，也認為您提到許多問題的重點……只是，什麼是這些現象後我們應該採取的行動呢？
您玩過RPG（角色扮演）的遊戲嗎？如果您要去打一隻火焰屬性的怪獸，您就必須裝備冰雪的盔甲、修練冰系的魔法，如果不能靈活反應，還是穿戴古老的笨重裝備，包管您兩三下就被打掛，瞬間被秒殺！您或許不懂我在說什麼，不過，就好像在您那個年代披頭四的每一首歌都成為經典，在我們這個年代，如果妳不能跟上時代的腳步，學著年輕人了解On-LineGame的精神，自然而然就會有挫折感，然後不斷地沮喪下去。
On-Line Game的精神就是：隨機應變，快速反應。
四十、五十年代以來，台灣的貧窮落後以及政治的專制，造成了目前四五十歲的青壯派對時代的反動就是不斷地拚經濟、反權威，所以，自然而然現在台灣就長成像現在這個樣子了！就好像您文中提到：
「我們是在貧窮中長大的一代。他（陳總統）的長輩是困苦的佃農，我的長輩是流離的難民。我們這一代，站在台灣濕潤的土地上，承受著上一代人流離困苦的汗水淚水，在默不作聲但是無比深沈的愛中成長。越是貧窮，越是奮發。」
舞台的轉變
那是您那時候的舞台。
把時間拉回現在，我引用您文章中的一句話：
「八Ｏ年代，是我們這一代人開始養兒育女的時候。用盡力氣改變現狀，一方面因為心中有夢，擺脫過去的壓抑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一方面因為心中有愛和希望，希望我們天真活潑的下一代在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社會裡長大。
然而九Ｏ年代帶給我們的，不是希望，是失望。官商的勾結更加嚴重，復仇，成為政治的核心動力，轉動所有的社會齒輪。族群之間愈撕裂、愈對立、愈聲嘶力竭，政客愈有資本。政治人物從歷史仇恨的把弄中極盡所能地賺取他要的利益。」
這就是我們這一代所面對的舞台。
看起來悲哀到極點了，不過，我並不會因此就失去希望。因為，這兩個舞台看起來都不是容易過關的場景，但如果您們能過關了，我們有什麼理由不能過關呢？
您或許一直在回想過去徒步走一個小時才能上學的苦日子，而我們相對的回憶已經是每天搭公車一小時越區就讀，然後下課偷空打個快打旋風，接著直奔補習班的求學生涯；如果您懷疑：「為什麼最講究『禮』和『理』的文化人對我們的元首淡漠以待？應該崇高的不再崇高，應該尊敬的無法尊敬─我悲傷地想著：那受到傷害的是他，還是我們心中曾有的夢？」。那我可以告訴您，原因是在於時代潮流在過去幾年已經轉變，年輕人習慣以比Ｖ字手勢和阿扁合照來表示親近、同時在國家音樂廳中再也不用以起立唱國歌來表示我們對所謂中國傳統主權的認同了。
每一個年代的年輕人都必須背負自己時代所留下的十字架，如果在三十年前最大的問題如果是匱乏及壓抑，我們這時代最大的問題或許就是競爭及選擇。
這十五年來，打從我國中開始，台灣這個社會經歷的變化是天翻地覆的！就政治來看，我們經歷了解除戒嚴、總統民選、和平政黨輪替，每三五年就有個新政權衝突；就經濟來看，PC及網路革命、消費性金融風行引起的生活模式改變，差異何止十倍數；就文化來說，行動通訊及全球化浪潮興起，台灣從只吸收美日文化到現在連美伊戰爭都可以二十四小時現場直播，而台灣年輕人心中或許還理不清自己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我們的父母輩或許弄不清楚為什麼年輕人每天都要上網路，可是我們面對最大的困擾，或許是如何在成千上萬Yahoo交友的照片中，找到一個自己最麻吉的伴侶……這些事情，就是我們這一代必須背負的十字架。
每個時代都有各自的十字架
既然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十字架，那又何必那麼憂心呢？
政黨惡鬥、爭權奪利，沒關係啦，畢竟我們才從一黨獨大的戒嚴時代走來沒有幾年，五十年積的冰，那有可能五年就化得了？而且，誰知道下屆總統還是不是陳水扁？相信我們這代代輩出的政壇新秀們，總會和前輩們一樣可以帶我們往更好的前方去……十幾年前不就是這樣發生的嗎？
台灣國際定位不明，沒關係，反正我們這一代開始讀台灣史也不過不到十年的時間，您怎麼能期望我們一下子就產生某種獨特的台灣民族情感呢？族群對立無法化解，沒關係，再國際化下去，您慢慢會發現，我們這一代抗衡競爭的對象是韓國人、日本人、美國人，還有北大的畢業生，再也沒人會關心閩外客原對立這種小問題。
台灣沒有自已的主流文化、文化傳承？沒關係，您就當我們是個剛剛獨立的小國家，再過一百年，說不定職棒象牛大戰拋彩帶的活動、東港黑鮪魚季的元首拍賣開場、平溪放天燈這些原創性的台灣活動，就足以和美國職棒「地鐵大戰」、或是西班牙的奔牛節一樣，成為舉世注目的焦點了……如果我們被安置的舞台是在急速變動中的，就請多給我們一點時間，相信很多事情就能自然而然走出自已的樣貌，而在變化的當兒，如果不斷地被沮喪無助所淹沒，那才是最可怕的事。
我大膽的問一句：
龍女士您的沮喪有沒有可能是來自於現在台灣這種樣貌，和您一生追求的理想有所落差呢？
可是，有所落差就表示那不是件好事嗎？至少，在這麼激烈快速變動的舞台，台灣人民並未出現滅絕性的武裝政變、追求減肥的人潮遠比吃不飽的人來得多、一年光賣樂透的營業額就比台積電一年的總營收來得大得多，所以，這樣看起來，我倒不對台灣的未來有什麼憂心的：因為，台灣的一切才剛剛起步而已，而您的憂心和困擾，有沒有可能和三十年前父執輩只要看到女高中生穿迷你裙就皺著眉頭是同等級的心情呢？說穿了，還不就是因為自己的失落，而產生對下一代的不信任吧！
如果是這樣，您會感到憂心並不讓人感到奇怪，畢竟，台灣年輕人目前表現出的集體樣貌，就是如此迷惘而不知所措。不過，如果把時間放長、眼光放遠，您就把我們當作剛進脫水槽的濕衣服，經過一陣子天旋地轉，總是得打個結然後皺巴巴的，真的，只要再多一點耐心，再給我們一點時間，包管給你們看一套清爽整齊的未來！而這個未來是什麼，好像已經不是可以被控制、被設計的，如果是這樣，龍女士您又何必憂心、何必沮喪，就請您泡杯茗茶或買杯咖啡，稍稍放寬心，喜歡去史塔巴或是紫藤廬都隨您心情，眼睛睜大大看看我們所謂這些無助的年輕人，是怎麼在面臨急速競爭的舞台，創造出自己的一片天空吧！
（本文作者黑米，民國六十三年生於高雄，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畢。任職於新竹科學園區，公餘常從事散文與小說創作，目前定居於桃園。）
另有些相關討論在 http://www.boso.com.tw/cgi-bin/show.exe?acc=685&id=1732&begrec=1
